【云顶娱乐】中国农村像非洲?严重误导!

中国农村像非洲,说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不能只是土地城市化,当前中国有6亿农村人口和2亿多农民工

贺雪峰:中国农村像非洲?农民生活质量好太多了

  然而,中国人均GDP只有欧洲的大约七分之一,欧洲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经过了几百年现代化的建设和积累,中国真正开始现代化建设也许才有几十年,中国凭什么城市农村都可以像欧洲、与欧洲相比呢?

新型城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强调“人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总体来讲,就是不能只是城市规模的扩大,不能只是土地城市化,而且要将农民化进城市。当前正是在如何将农民化进城市的政策上面有…

从2004年中央发出新世纪第一个涉农一号文件至今,农村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三农”问题得到了解决,新的问题也不断涌现。新问题是在新时期必然要产生的,并且需要得到解决的问题。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贺雪峰认为,解决“三农”问题,需要情怀,更需要智慧。

贺雪峰:中国农村像非洲?农民生活质量好太多了
说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远不是外国朋友,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共识。但中国农村像非洲…

  只有当中国城市化已经完成,现代化已经完成,城市人需要农村,农村人也眷恋家乡时,新的农村建设才可以发生。中国农村像欧洲应当是一个后现代的建设,是未来几十年后的目标。现在就要求农村像欧洲,是太着急了点。(作者
贺雪峰)

  • 新型城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强调“人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总体来讲,就是不能只是城市规模的扩大,不能只是土地城市化,而且要将农民化进城市。当前正是在如何将农民化进城市的政策上面有三种不同的主张。

    观点一:农民自主的城市化

    第一种关于“人的城市化”的主张,强调“农民自主的城市化”,这种主张认为,城郊农村可以通过建小产权房获得农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从而靠自己的力量顺利融入城市。这样的农民城市化,就是农民自主的城市化。我们知道,经济发展、城市扩张只可能是平面推进城市化,城郊农地首先被用于城市建设。农地非农使用可以产生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这个增值收益是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所附着在特定区位土地上的。若特定区位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正好归占有这块土地的农民所有,则这个特定区位的农民将不用投入任何资本,也不用付出任何努力和承担任何风险,就可以获得巨大利益,从而成为土地食利者。这样的特定区位农民的所谓自主城市化,意义不大。

    主张“农民自主城市化”的另外一个理由是,他们认为,正是城郊农民自主开发小产权房而增加了城市商品房的供给,打破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对土地和商品房的垄断,从而可以降低房价,让进城农民买得起住房。

    “农民自主城市化”主张的核心是认为,应当允许城郊农民自由开发小产权房,应当允许农地农房自由入市,反对政府垄断城市建设用地一级市场,反对农地征收,反对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卖地来获得土地财政收入。这种主张甚至认为,之所以当前个别地方政府会有严重腐败,就是因为土地财政让地方政府有了腐败的空间,以及地方政府有了钱,就会用这些钱去盖楼堂馆所、修大广场,这样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观点二:绝大多数农民的城市化

    第二种“人的城市化”主张认为,城市化的关键是农民城市化,这个农民是指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民,而不只是仅占全国农民总数不足5%的城郊农民。这种主张认为,人的城市化的核心是进城农民工可以在城市安居,而进城农民工能否在城市安居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政府有无能力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廉租房,二是政府能否建设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允许所谓农民自主城市化,允许城郊农地农房自由入市,允许农民自建小产权房,不仅在规划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难以操作的,而且,城郊农民自主城市化实际上是让城郊特定区位农民获得了经济发展附着在特定土地上的农地非农使用的全部增值收益,而这笔收益目前正以土地财政的形式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之所以“中国城市像欧洲”,主要就得益于地方政府获得了大部分土地出让金,并将之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种“人的城市化”主张认为,人的城市化不能只是城郊5%农民的城市化,更不能让城郊极少数农民成为土地食利者,而必须是所有进城农民的城市化。为了让所有或绝大部分进城农民可以在城市安居,国家就必须为他们提供住房和基本保障。要让农民拥有退出农村宅基地、住房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三项权利,变为农民进城安居的资本或第一桶金。第二种“人的城市化”主张尤其是强调农民工进城能否获得住房和基本的公共设施条件,因此可以称为“农民工住得下来的城市化”。

    观点三:可逆的城市化

    第三种“人的城市化”主张一种“可逆的城市化”,或者说是主张一种可以让农民既自由进城,进城失败后还可以自由返乡的城市化。这种主张认为,在当前中国人均GDP只有欧美日1/7的国情下面,中国不可能为所有进城农民工提供他们在城市安居的收入和就业条件。中国农民工进城往往表现为年轻时进城务工经商,年龄大了仍然要返回农村。正是当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使农民家庭可以有比较高的收入,而只有比较少的支出。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城市可以为越来越多进城农民工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机会,但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城市却不可能为大多数进城农民工在城市体面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农民工进城失败后可以返乡,对于农民工来讲,是十分重要的保障,是他们的基本人权,是中国城市化政策的底线。让进城失败的农民回得去农村,这是第三种“人的城市化”主张的核心方面。

    【云顶娱乐】中国农村像非洲?严重误导!。允许农民在城乡之间自由往返的主张,在政策上就反对仅仅5%农民的所谓自主城市化,而认为应当将特定区位的农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从而为越来越多进城农民工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这个意义上讲,第三种关于“人的城市化”的主张赞同第二种关于“人的城市化”的观点。同时,第三种“人的城市化”的主张还认识到,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城农民风险很大,即使国家有能力为进城农民提供廉租房,进城农民也无法在城市获得体面安居的条件,无法体面地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其结果是,全家进城的农民家庭,经济收入低,家庭关系紧张,生活压力向丧失城市就业机会的老年人转移。而若可以回得去农村,老年农民的退养是可以与种粮、与自给自足经济、与村庄熟人社会结合起来的。或在城市无法待得下去的中老年农民,在农村却可以继续维持最低限度的体面生活。

    笔者认为,人的城市化,关键是要有农民工可进可退的城市化,是可以选择的城市化,不是只让农民进城,其中大多数人却无法获得基本的体面生活所需收入与就业,而要沦落到城市贫民窟的城市化。

    而涉及到可进可退,尤其是可退,即虽然所有进城农民都希望在城市安居,但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大部分进城农民工其实是不可能真正在城市获得体面安居所需基本的收入与就业条件的,大部分农民工只能自己年轻时进城,父母和子女仍然留守农村,且往往要在自己年老时返回农村。因为返回农村就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延续人与土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就可以做到退养与种地的结合,就可以找到身体和灵魂的安全感,就可告别在城市漂泊不定的生活。

    问题是,进城农民在城市失败后他们回不回得去?只要让农民仍然有农村的住房、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就回得去农村。如果他们的父母仍然在种“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块承包地,从土地上获得收入与就业,等父母年老不再可以种地,他们进城又难以安居时,他们就可以回到农村种地:他们同时有种地的场所、工具、技术和土地,他们顺利地通过种地来实现退养,而他们的城市化梦想就交给已经长大的可能运气更好的下一代。只要他们可以在农村安居退养,他们就可以为进城子女提供在城市放手拼搏的大后方,而不是全家困在城市:年龄大的人无就业与收入,中间年轻人全力打拼,却无法让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过好日子,更难对未来有所奢望。

    这个意义上讲,当前中国农村,农民所有的三项基本权利:农村房屋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和耕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的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是他们维持底线生存的基本资料,这样的基本资料是不允许交易的,也是不能失去的,一旦中国农民失去了以上三项基本权力,农民在进城失败后不再可能回得到农村,那么,城市内必然会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在这些贫民窟中,农民因为失去与土地的结合,而无能为力,而漂泊不定,而流离失所。城市贫民窟不仅是中国农民的悲剧,而且也一定会导致中国现代化的困境:农民没有退路,国家就没有出路。

    这个意义上,笔者对前面两种关于“人的城市化”的主张持保留态度,认为这两种主张都缺少对当前中国发展阶段以及农民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的考虑,往往以艺术化的想象来讨论城市化和城乡二元结构,忽视了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几乎已经消灭所有限制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而仍然对资本下乡设限,从而使当前中国已经过剩的资本无法下乡,并因此具有保护农民利益的巨大转变。由剥削型城乡二元结构转变而来的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仍然可以保持住中国经济奇迹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红利”。

    我与第二种“人的城市化”的主张反对城郊农地农房自由入市、反对小产权房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城郊特定位置的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来自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正是全国人民的经济发展以及理应造福全国人民的城市化,才将土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附着在特定区位土地上,这样的土地增值收益与恰好位于这块土地上的农民个体努力没有关系。而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消灭土地私有制,消灭了土地食利者阶层,从而可以做到特定区位土地非农使用的“涨价归公”,以及“地利共享”。特定区位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的“涨价归公”,并以土地财政形式来建设的城市基础设施才使得中国这样一个人均GDP相当于欧洲1/7国家的“城市像欧洲”。城市基础设施显然不只是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而是保证城市生产、生活运行的基本条件,是城市润滑剂。当前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一方面来自已经不再廉价的劳动力,一方面来自且越来越来自中国目前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

    本来中国已经消灭了土地食利者,这正是中国可以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原因,我们现在就完全没有必要再造一个土地食利者阶级出来。唯如此,中国才能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真正实现人的城市化。

新京报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央在今年发出连续第16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中央如此重视三农问题,可见三农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和解决三农问题的艰巨性。

然而,中国人均gdp只有欧洲的大约七分之一,欧洲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经过了几百年现代化的建设和积累,中国真正开始现代化建设也许才有几十年,中国凭什么城市农村都可以像欧洲、与欧洲相比呢?

  中国不仅处在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中,而且处在快速的经济发展中,城市像欧洲是中国可以获得持续经济增长及创造中国奇迹的重要条件,经济持续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的进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形成这一良性循环的一个重要原因与中国土地制度有关。城市化不仅是人口的城市化,而且也是土地的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就意味着农业用途的土地被用作城市建设用地。农地被用作城市建设用地会产生巨大增值收益。

“三农”问题是全局性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绝非一日之功。解决“三农”问题,最忌讳只喊口号和急功近利。我们必须要有历史的耐心来完成历史性的任务,在一个阶段就做好一个阶段的工作。中央连续16年发布涉农一号文件,本身就表明了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耐心和决心。

只有当中国城市化已经完成,现代化已经完成,城市人需要农村,农村人也眷恋家乡时,新的农村建设才可以发生。中国农村像欧洲应当是一个后现代的建设,是未来几十年后的目标。现在就要求农村像欧洲,是太着急了点。

  城市基础设施也绝不仅是提高了城市人的生活质量,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具有巨大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的城市经济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润滑剂。没有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经济发展就会极大地受限,甚至难以发展。正是借助良好便捷的城市基础设施,生产要素在城市聚集,生产力在其中发展,各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竞争,从而极大地发展了中国的生产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新时期的重要特征是中国进入了高速城市化时期。贺雪峰表示,城市化意味着大量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城市化首先是农村精英进城,农村人财物进城,农村因此出现了空心化。2004年,中央发布新时期第一个涉农一号文件,当时正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并在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和各种专门面向农民的收费。2001年,中国加入WTO,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到了现阶段,农村几乎所有青壮年劳动力都进城了,并且越来越多农民全家进城买房,完成了从农村进城并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历史性进程。

三农直通车综合报道:

  三、

贺雪峰表示,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不断依据农村实际调整政策,采取对策,给予“三农”工作大力支持。无论是过去中央提倡的乡村建设,还是现在中央提倡的乡村振兴,都是要解决农村发展中存在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每年都有变化,我们不能操之过急。

中国在人均gdp只有欧洲七分之一的情况下能做到城市像欧洲,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好事。

  也许,我们可以在像字上做文章,可以在外形上像,表面上像,实质上不可能像,因为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积累财富程度都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如何可能在实质上像呢?形式上像有两种,一种是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一种是打造个别典型,中国之大,总可以找出诸如华西村这样几个样板。但是,无论是搞形式主义还是打造个别典型显然都不是我们所要农村像欧洲这句话背后的诉求。

如何看待农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具备较好条件的农民家庭全家进城,以及农村人财物流出农村?贺雪峰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农村人口减少,出现空心化和老龄化,是历史必然规律。2004年中国城镇化率只有41.76%,2018年城镇化率达到60%,短短15年时间,城镇化率增加近20个百分点,城镇化已由每年量的积累达到现在的质变,2004年的“三农”问题与当前的“三农”问题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城市基础设施也绝不仅是提高了城市人的生活质量,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具有巨大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的城市经济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润滑剂。没有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经济发展就会极大地受限,甚至难以发展。正是借助良好便捷的城市基础设施,生产要素在城市聚集,生产力在其中发展,各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竞争,从而极大地发展了中国的生产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中国农村像非洲的说法则存在着严重误导。表面上看,中国城乡差距越拉越大,农村人财物流入城市,实际上,农村一直以来也在发展。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农村并非最为弱势的人口进城,也不是农村弱势群体进城后难以在城市体面就业从而落入到城市贫民窟,而是仍然可以留守农村。甚至一般农户家庭中普遍存在着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的代际分工。

当前中国有6亿农村人口和2亿多农民工,占到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不仅农民需要依托农村和农业来维系自己“致富奔小康”的梦想,大部分进城农民工也仍然在城市缺少体面的安居条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进城失败后还要返回农村,农村是进城农民工的最后退路,也是他们的基本保障。正是进城失败的农民有退路,中国才有应对经济周期的巨大能力。农村就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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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远不是外国朋友,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共识。但中国农村像非洲的说法存在着严重误导。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当前“三农”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人财物大量流出的背景下,如何保持农村基本生产和生活秩序。贺雪峰认为,从生产秩序来讲,大量农民全家进城,他们是农村土地的承包者,但是不再种地。而种地农户仅靠自家承包地无法获得适度的土地经营规模,存在“流转土地以扩大经营面积”的需求。当农村土地承包者和经营者越来越分离时,采取何种农地政策,国家财政如何支农,就与之前存在完全不同的内涵。从生活秩序上讲,过去农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有内生秩序的能力。现在农民发生巨大分化,农民收入也多元化了,传统的村庄内生秩序机制已无法维系,农民盼望地方政府介入,比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采取约束性强的措施……对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移风易俗仅靠社会内部力量是不够的,没有政府倡导,没有政策支撑,没有群众基层组织的参与,农民辛辛苦苦进城务工经商的收入就会被浪费性的攀比消耗掉。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面,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这个过程还会持续二、三十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不可逆的过程。这个意义上,农村总是要衰落的,这是必然的。与此相关,农业gdp占比以及农村产业的产值贡献越来越小。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保持农村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为仍然留村的农民提供基本的建设是重要的。农村建设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农村兴盛,而是为了完成城市化。

  中国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的,每个农户都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每个农户都有宅基地,都盖有自己的房子。留守农村的农民,他们的现金收入也许不高,财产也许不多,不过,他们有自己的住房,有自己的承包地,他们有土地,有副业,有收入,解决温饱是绰绰有余。而且,他们年轻的子女在城市获得务工经商的现金收入,这些现金收入在城市消费也许不算多,到农村消费却是巨款。农民在农村的生活条件、生产条件也一直在快速改善。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一年的农忙时间可能只要一、两个月,其余时间都在打麻将呢!

不过,几乎所有人在讲到“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句话时都不只是要描述现状,而是有所指的,这个所指就是,中国不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而要对农村进行建设,让中国农村也像欧洲。中国农民为中国建设作了太多贡献,凭什么城市人生活在与欧洲一样的条件中,而农民却要生活在与非洲一样的环境里呢?

  中国城市像欧洲显然不是坏事,至少说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城市已经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了长足进步。城市基础设施并非只是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而是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有着密切关系。正是当前城市良好的供水、道路、电力、通讯、物流等等基础设施,使城市人有了较高的生活质量。

  中国在人均GDP只有欧洲七分之一的情况下能做到城市像欧洲,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好事。

中国不仅处在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中,而且处在快速的经济发展中,城市像欧洲是中国可以获得持续经济增长及创造中国奇迹的重要条件,经济持续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的进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形成这一良性循环的一个重要原因与中国土地制度有关。城市化不仅是人口的城市化,而且也是土地的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就意味着农业用途的土地被用作城市建设用地。农地被用作城市建设用地会产生巨大增值收益。

  一、

说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远不是外国朋友,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共识。但中国农村像非洲的说法存在着严重误导。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不过,几乎所有人在讲到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句话时都不只是要描述现状,而是有所指的,这个所指就是,中国不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而要对农村进行建设,让中国农村也像欧洲。中国农民为中国建设作了太多贡献,凭什么城市人生活在与欧洲一样的条件中,而农民却要生活在与非洲一样的环境里呢?

  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村绝对不像非洲,而且留守农村农民的生活质量也要远好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农民收入不高,生活质量不低。取消农业税以来,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很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也是很快的。

也许,我们可以在“像”字上做文章,可以在外形上像,表面上像,实质上不可能像,因为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积累财富程度都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如何可能在实质上像呢?形式上像有两种,一种是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一种是打造个别典型,中国之大,总可以找出诸如华西村这样几个样板。但是,无论是搞形式主义还是打造个别典型显然都不是我们所要“农村像欧洲”这句话背后的诉求。

  中国是消灭的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土地公有制使得农地非农使用产生的增值收益涨价归公,这些归公的增值收益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越好,城市经济发展就越快,城市发展越快,就越是要进行土地的城市化,就会有越多农地非农使用,非农使用的土地越多,就有越多归公的土地增值收益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中国农村像非洲的说法则存在着严重误导。表面上看,中国城乡差距越拉越大,农村人财物流入城市,实际上,农村一直以来也在发展。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农村并非最为弱势的人口进城,也不是农村弱势群体进城后难以在城市体面就业从而落入到城市贫民窟,而是仍然可以留守农村。甚至一般农户家庭中普遍存在着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的代际分工。

  相对来讲,当前中国城市发展极快,基础设施建设神速。农村发展要慢得多了。不仅如此,中国城市化首先是农村有能力人的进城,是人财物从农村流出而流入到城市,与城市快速发展同时发生的是农村衰败,所以,说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是有一定道理的。

中国是消灭的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土地公有制使得农地非农使用产生的增值收益“涨价归公”,这些“归公”的增值收益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越好,城市经济发展就越快,城市发展越快,就越是要进行土地的城市化,就会有越多农地非农使用,非农使用的土地越多,就有越多归公的土地增值收益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面,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这个过程还会持续二、三十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不可逆的过程。这个意义上,农村总是要衰落的,这是必然的。与此相关,农业GDP占比以及农村产业的产值贡献越来越小。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保持农村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为仍然留村的农民提供基本的建设是重要的。农村建设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农村兴盛,而是为了完成城市化。

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村绝对不像非洲,而且留守农村农民的生活质量也要远好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农民收入不高,生活质量不低。取消农业税以来,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很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也是很快的。

  在上海农村调研,一个明星村的书记转述说,上海世博会期间,外国朋友到这个明星村访问,评价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当然,说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远不是外国朋友,而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共识。

  二、

中国城市像欧洲显然不是坏事,至少说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城市已经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了长足进步。城市基础设施并非只是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而是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有着密切关系。正是当前城市良好的供水、道路、电力、通讯、物流等等基础设施,使城市人有了较高的生活质量。

中国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的,每个农户都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每个农户都有宅基地,都盖有自己的房子。留守农村的农民,他们的现金收入也许不高,财产也许不多,不过,他们有自己的住房,有自己的承包地,他们有土地,有副业,有收入,解决温饱是绰绰有余。而且,他们年轻的子女在城市获得务工经商的现金收入,这些现金收入在城市消费也许不算多,到农村消费却是巨款。农民在农村的生活条件、生产条件也一直在快速改善。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一年的农忙时间可能只要一、两个月,其余时间都在打麻将呢!

在上海农村调研,一个明星村的书记转述说,上海世博会期间,外国朋友到这个明星村访问,评价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当然,说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远不是外国朋友,而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共识。

相对来讲,当前中国城市发展极快,基础设施建设神速。农村发展要慢得多了。不仅如此,中国城市化首先是农村有能力人的进城,是人财物从农村流出而流入到城市,与城市快速发展同时发生的是农村衰败,所以,说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是有一定道理的。